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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汪洋:他骨子里没电影不
发表日期:2019-06-20 18:37| 来源 :本站原创 | 点击数:
本文摘要:汪洋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,是北京电影制片厂(以下简称北影厂)第二任厂长,在任35年。在他的领导下,北影厂摄制了《祝福》《红旗谱》《小兵张嘎》《暴风骤雨》《青

  汪洋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,是北京电影制片厂(以下简称北影厂)第二任厂长,在任35年。在他的领导下,北影厂摄制了《祝福》《红旗谱》《小兵张嘎》《暴风骤雨》《青春之歌》等一大批中国电影史上的红色经典之作,奠定了北影厂在新中国电影业界龙头老大的地位,他本人也赢得红色电影“大亨”的美誉。

  提起汪洋,中国电影界的人没有不敬重、崇拜的。他有机会当官,可他自诩“自己不是帅才,而是将才”。他记住周恩来总理的话,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新中国的电影事业。在纪念汪洋同志诞辰百年之际,《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》记者采访了汪洋的女儿汪林立和儿子汪冲。

  谁都知道汪洋特别能干,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电影上,把北影厂搞得红红火火,但对家人却难得照顾周到,尤其对自己的孩子简直就是“散养”。

  汪洋的女儿汪林立是家里的老大,小时候一到周末就常常跟着父亲到拍摄现场看拍片,或者到样片室看样片,耳濡目染,汪林立喜欢上了电影。“我就是在电影堆里长大的,所有的演员在我眼里不是明星,都是爸爸的同事,爸爸让我们叫他们阿姨、叔叔。因为天天见他们,有的还天天在家里吃、喝、聊天,就跟朋友一样。”汪林立说,她很喜欢电影,当初要报考北京电影学院,父亲坚决不同意。父亲说:“听我的,去学其他专业吧,如果你自己一定要去考,我会和电影学院打招呼,让他们不录取你。”

  后来汪林立想搞影评,汪洋也坚决不让,并且把她想进电影圈的所有门都关上、所有路都堵死。跟电影沾边的事,坚决不让孩子干。最后汪林立只好学了建筑专业。

  汪洋有4个孩子,没有一个是干电影的。汪洋的大儿子汪洪学习特别好,考上了北大,但眼睛不好,毕业后,汪洋楞是走“后门”找到王恩茂和王震,把大儿子送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。当时北影厂刚刚拍完《昆仑山上的一棵草》,汪洋觉得新疆是最艰苦的地方,他的儿子就应该到那里学习和劳动。汪洪在新疆一待就是20年,在那里专心教书。

  汪洋的小女儿林珊从小学芭蕾,后来脚崴了,就转而学医,一毕业就被汪洋送到西藏,在最基层的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工作,一去就是10年。他对小女儿说:“你学医干什么呀?不就是为了给最基层的普通百姓办事嘛,在大城市医院干什么呀。”

  现在很多“星二代”都在“星一代”的庇护下成长、发展,当年汪洋却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扔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锻炼。这种做法看似有点残酷,甚至很难理解。

  “我爸爸对子女就强调一点,要有技术,要学技术。”汪林立说,“我父亲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到最艰苦的地方去,真正地为最基层最穷的人服务。”

  汪洋让自己的孩子远离电影,但作为北影人的伯乐,在任期间,他培养了一大批电影人才,其中就有闻名遐迩的北影“四大帅”“四大摄影”“四大美工”“四大制片”“四大创作集体”。

  仅以“四大帅”来说,即指四大名导演,他们是《白毛女》《林家铺子》《革命家庭》《烈火中永生》的导演水华,《野猪林》《小兵张嘎》《青春之歌》的导演崔嵬,《红旗谱》《边城》《骆驼祥子》的导演凌子风,《南征北战》《万水千山》《停战以后》的导演成荫。

  无论是名导、名摄影师还是“四大美工”“四大制片”,个个都是大能人,身边高手云集,但能让他们都有用武之地,各展所长,在知人善任的领导艺术才能上,汪洋算是出类拔萃的了。

  北影人最熟悉汪洋的两句话,一句话是拍板时说的:“好吧,就这样了吧!”不管纷争如何激烈,只要他这样一说,就一锤定音了;另一句话是出问题时说的:“这事我负责,不是我直接管,我也有责任!”

  所以,35年间,北影厂在他的领导下,拍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,第一部合拍片(跟法国合拍的《风筝》),第一部彩色立体故事片……这期间,上级领导有意让汪洋担任更高职位的领导,但他没有去。汪林立告诉记者,当年第一批献礼片出来以后,周恩来总理接见汪洋等人,总理拍着汪洋的肩膀说:“中国需要你这样的电影事业家。”

  《小花》的导演黄健中记得,汪洋当时说过:“我这个人不想做官,总想干点事业,为艺术家、为党多留下不朽的著作。”

  汪洋18岁到上海,李公朴推荐他到当时颇负盛名的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做实习生,之后开始接触电影。淞沪战争爆发,他从重庆辗转到延安,加入了艾思奇、柯仲平、刘白羽等人的中国文艺家协会。后来,主席派刘白羽、汪洋等人陪同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、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将军深入华北敌后战场巡视。3个月,他们走遍了八路军领导的主要战场,见到了贺龙、等人,汪洋用特批的20多卷胶卷拍摄了大量敌后军民抗日斗争的照片,后来遴选了200余幅照片在延安举办摄影展,对此亲笔题词“华北还是我们的”。

  不久后,早已欣赏汪洋才干的把他调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任副社长,后来又派他搞电影队。“当时,没有器材,没有胶片,什么都没有,我爸爸到东北找到彭真、田方那取了胶片、取了器材,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回到华北,建立了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。”汪林立说。

  汪洋拍的第一部新闻片《自卫战争新闻第一号》是有声纪录片,后来拍了“解放石家庄”“土地改革”“七届二中全会”等影像资料。“这些影片有动画、有雕塑、有音响、有字幕。七届二中全会的资料现在被引用得最多,当时我爸爸就找了两个摄影师,门前一个,门后一个,把整个会场内外情况全部都拍下来了。新中国成立,我爸爸还参加了开国大典。”汪林立说,“这些情况,父亲很少跟我们说,都是我退休以后跟父亲接触更多,尤其父亲病了以后,我们天天跟他聊,后来才知道他跟中央领导有多熟。”

  汪洋的家经常是高朋满座,有时候,一拨人还没离去,一拨人又已经进门。对这些场景,汪林立、汪冲都早已习惯。除了工作,汪洋也极会生活。“我父亲养热带鱼,养过一对黄莺,我们家还养鳝鱼,当年谢铁骊没事就来,他们老哥俩儿用专门的刀具做鳝鱼。”汪冲回忆道。

  “我妈妈不会做饭,她是部队出身,一辈子吃食堂,我爸爸有几套绝活,我们‘汪家菜’比较有名的是‘汪家鱼’。”汪林立说,“我爸做鱼汤一定是放7颗花椒,多一颗不行,少一颗也不行。他做饭也是有板有眼的。”

  汪冲曾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10年,汪洋探亲去看儿子,3个月时间,每天雷打不动看两张电影光盘。汪冲说:“他骨子里没电影不行,到了这种境界,他融在了电影里面。”(李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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